良好人居环境，是广大农民的殷切期盼。日前，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，提出“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”。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，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，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，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不断提升。
截止2025年底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51%以上，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率达98%以上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7%左右，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%以上。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“三北”工程完成建设任务3.17亿亩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保持在50%以上。长江十年禁渔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，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向好。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达到69.07%，优良水体比例连续两年超过90%。
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，我国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，农村人居环境总体质量水平不高，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仍处高位，乡村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有待加强，与农民群众的美好期盼以及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目标还有较大差距。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有何亮点？如何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？未来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又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？界面新闻采访了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农村环境保护中心主任王波。
碎片化、单一领域的生态治理转向“一体化”
回看“十四五”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，2024年首次提出“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”，这一表述在2026年再一次被延用。
王波告诉界面新闻，“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”的核心内涵在于系统性、协同性和整体性治理，即打破以往碎片化、单一领域的生态治理模式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生态要素系统治理，协同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，切实增进广大群众生态福祉，实现乡村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、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。
从“碎片化”转向“一体化”的背后，是近年来我国乡村生态治理理念方式的变化。王波介绍，近些年的治理理念由“改造自然”向“和谐共生”转变。在乡村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，更加注重人的因素，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不仅要修复得好，而且要修复得长久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实现生态、经济、社会效益统一。
王波介绍，“一体化”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以县域为单元，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环境设施。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，对乡村生态保护修复进行总体规划、项目布局、制度建设、经费保障等，确保“建一个，成一个，运行一个”。
以流域为单元，一体化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。按照国家山水工程建设的要求，以流域或区域为单元，构建从河道到岸边、从岸边到山麓、从山麓到山顶的生态保护修复大格局，久久为功、持之以恒地推下去，分区分类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，最终实现流域系统性治理。
以生态为基础，一体化推进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。依托乡村生态优势、文化优势、资源优势等，以生态为基础、文化为特色、绿色为方向、创新为引领，通盘谋划乡村生态保护修复、农文旅等康养休闲产业发展，在治理生态的同时，同步实现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增收致富。
加强部门联动，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。尽管各地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管理职责分工有异同，但可以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，加强项目谋划、方案设计、项目建设、项目验收、后期运维等环节的沟通协同，从而构建起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的长效机制。
农村生态与生活生产的矛盾如何破解？
乡村生态修复的同时，生态政策与农民的生计和生产方式的冲突偶有发生。例如，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，野生动物毁坏庄稼，造成农民重大损失。“煤改气”后，部分农村地区面临采暖成本高昂的困境。甚至有的环保项目陷入一边保护、一边污染的悖论。
“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涉及设计方案的科学性、施工措施的规范性、后期管护的持久性。” 王波说。
王波介绍，具体操作中，生态问题精准诊断是第一步，问题诊断不清，生态保护修复措施肯定不符合实际，注定修复会失败。此外，原因解析需全面，把生态受损、破坏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结合起来分析，以避免修复后再受破坏。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，出现“因地制宜”这一关键词，这也是生态修复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理念。王波说，“修复措施需科学，符合当地实际，不好高骛远，不搞‘高大尚’，更不能‘打着以生态修复之名，行破坏生态之实’。”
王波表示，问题清晰后，需要科学选取生态修复的参照生态系统。参照生态系统的确定方法主要包括选择历史上的生态系统状态、邻近未受干扰的相似生态系统，需结合地理、生态、历史相似性及可操作性原则进行综合判断。场地修复措施，需根据生态问题的受损程度或级别，因地制宜选取生态恢复、生态修复、生态重建等措施。
此外，还需建立机制，做好管护。王波介绍，按照“一项目、一制度”的要求，健全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成后的管护机制，确保有人、有钱、有制度。开展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，加强监测评估预警，根据演替规程，适时调整生态修复目标或措施。
乡村生态保护修复“攻坚克难”
“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是生态环境保护和‘三农’工作的薄弱领域。” 王波告诉界面新闻，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，对农村环境基础设施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、乡村生态修复等领域投入长期不足，如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8%以上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仅为51%，治理水平差距较大。从治理主体来看，资金投入多以政府资金为主，对社会资本引入不足，农民参与积极性也有待提高。
对此，王波认为，应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。坚持地方为主，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，构建政府、市场主体、村集体、村民等多方共建共管格局。用足用好专项债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。积极发挥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支持作用。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，无论是“优化调整低效无效污水处理设施”“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常态化运行保障机制”，还是“推广绿色生产和节水灌溉技术”，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与落地应用。
王波在一些村镇调研时发现，地方基层对科技改变环境、修复生态的愿望十分迫切。一些内地应用较为成熟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，在高寒农牧区由于低温、缺氧等因素，导致这些技术表现出不适应；小型垃圾焚烧技术尚不成熟，设施运行不稳定，废气排放时有超标。
此外，高强度人类活动，导致局部乡村自然生态受损严重，高陡边坡、松散堆积体等困难立面修复常存在“一年绿、两年黄、三年死光光”现象，成为生态修复难以攻克的技术瓶颈。煤矸石产生量大，生态风险高，现有技术难以实现创新性、实用性和持久性的有机统一。
“建议加强科技支撑力度。” 王波表示，依托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，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修复、乡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，满足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的科技需求。
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涉及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林草、住建、水利、卫生健康等多个部门。王波发现，尽管多轮机构改革理顺了管理职责，但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仍存在衔接不足的问题。
比如，农村生活污水管理方面，改厕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，管网和处理设施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，导致一些地方项目推进中存在改厕项目与污水治理项目衔接不足，收不上污水的问题。由于历史原因，一些自然保护区划定范围过大，对不少基层的开发项目形成了“硬约束”，亟待加快自然保护地调整优化，并尽早更新发布。
“应按照整体系统观，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的顶层设计，系统诊断区域乡村生态保护的突出问题，按照国家和地方已有政策资金渠道，有机整合和科学谋划一批格局优化、功能互补的工程项目。” 王波说。
王波表示，由中央一号文件可见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，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，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，实现百姓富、生态美的统一，建设村庄干净整洁、农业绿色低碳、生态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，形成山清水秀、天蓝地绿、村美人和的新时代“富春山居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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